东汉末年分三国，战乱不断，在以曹操父子为首的魏人的带领下，民间兴起了一股自觉形成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极具悲剧色彩，以“豪迈之风”著称。
到了三国末年，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晋统一全国，百姓们终于迎来了相对平稳的生活环境，文学慢慢开始复苏，民间涌现出了大批例如嵇康、阮籍为主的名士。
彼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思想盛行于世，隐逸文学和闲情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逸文风逐渐在文人群体中发展开来。
文人们纷纷远离正治斗争，徜徉在自然之间，用文章和诗歌抒发了对生活的闲情，对自然的追逐和对养生之道的推崇。
以竹林七贤为隐逸群体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风尚，他们共同为后世文学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特殊而混乱的年代孕育了竹林七贤真名士
竹林七贤所指的是生活在三国，魏正始年间的七位文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咸。
这七位文人经常在山阳县的竹林之下喝酒唱歌，聊天作诗，因此得到了竹林七贤的名号。
竹林七贤最早出现于《魏氏春秋》，《魏氏春秋》有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於竹林，号为七贤”
《魏氏春秋》记载，嵇康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他崇尚老庄之道，讲求养生服食之道。
嵇康出生于一个富贵人家，他在正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
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破礼法束缚，深受道家思想所影响，对老子的著作研究颇深，以一首《广陵散》而闻名于世，在音乐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
阮籍原本是想进入仕途，济世报国的，但是因为当时的正治环境紧张，内斗严重，所以他不得已之下，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
虽然说他为人张狂，违背礼法，多次得罪过司马家的人，但是他最终还是得以终其天年。
山涛是竹林七贤当中年龄最大的人，他有真名士之风，他与嵇康、阮籍关系很好，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人，他本人与司马家人关系匪浅，因此他也有入世的想法。
山涛与嵇康、阮籍的思想主张不同，他认为文人士人所追求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所以他后期与嵇康、阮籍二人闹过一些矛盾。
山涛喜欢喝酒，为人简约，对琴棋书画、天文历法都有一些研究，性情极为洒脱。
向秀对玄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刘伶喜欢喝酒，放浪任性，非常讨厌司马家人的虚伪，他的大胆与洒脱与当时的人格格不入。
史书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客人到向秀家找他，他没有穿衣服，客人非常生气，指责他为何要这样做。
他说他以天地为宅舍，以房屋为衣裤，他问客人为何要入他裤中，他的话令客人羞愤难当，他也不为世人所理解。
王戎是七贤当中年纪最小的人，也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他善于算计，性情贪婪，经常被后人所讥讽。
而阮咸和阮籍一样爱喝酒，放浪不羁，阮咸擅弹琵琶，颇通音律，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
虽然说这七个人被统称为竹林七贤，但是他们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背景却多有不同。
因为他们七个人的行事风格与常人不同，性格乖张，所以并不被身边的人理解，不过虽说七贤放浪形骸，但是为人却非常谨慎，他们聚在一起之时几乎不会议论朝政。
竹林七贤精神相通，兴趣相投，聚在竹林之中，用喝酒畅聊的方式交流感情，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
竹林七贤的隐逸文学和闲情文学
竹林七贤性格各异，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为精神层面的交往，而非现实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七人都对玄学、道家思想颇有研究，对隐逸之风颇为追捧。
竹林七贤喜欢远离案牍，远离正治，在挺拔清香的竹林中谈论玄学，感悟人生。
竹林七贤聚在一起，既不谈功名利禄，也不谈是非得失，只谈个人兴趣和诗歌文学，这种思想上的连接使得他们的友谊更加长久。
他们不满世俗礼教的规矩，纵情于山水之间，互相理解又互不相同，在喝酒、郊游、赏景、养生之时写下了诸多优秀诗篇。
竹林七贤聚在一起之时常常喝酒、弹琴、郊游，因此宴饮和郊游便成为了他们创作的一大主题，嵇康所创作的《酒会诗》就是宴饮题材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嵇康和阮籍常常在一起喝酒，两人饮酒必醉，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非常洒脱。
竹林七贤对于饮酒的态度各不相同，阮籍嗜酒，而刘伶痴酒，他们二人对酒的痴迷比其他几人更甚。
嵇康、向秀等人为了避世多会采用借酒消愁的方式。
他们对酒的态度比较压抑、内向，但阮籍刘伶却经常在饮酒之后表现出激昂狂放的一面，他们在饮酒后不顾个人形象的大肆宣泄内心情感，表现出了个性的张力。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提到过阮籍饮酒的猖狂之态，从表面上看，阮籍酒后的猖狂是在发疯，但是他的张扬却反映了他对强权正治的不满。
阮籍生活在司马氏强权压制的年代，他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走的尤为艰难，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他不满司马家族的强权，但是他又无可奈何，他只能通过喝酒来宣泄个人情绪，他的酒后疯狂行为表现了他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刘伶与阮籍不同，刘伶爱酒爱的痴狂，整日与酒为伴，他的酒量很大，常常借酒撒泼耍疯，对于刘伶来说，能够一醉方休，痛饮美酒就是他生活的意义。
刘伶非常享受自己饮酒后的精神状态，他期待自己能够通过饮酒来解放自我，追求内心和谐，刘伶的《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的形象就是他内心的理想人格。
阮籍喜欢寄情于山水之间，他常常采用登高眺望的方式来欣赏大自然的风貌，翻开他的诗，我们既能看到山河的壮丽也能看到自然的闲趣。
竹林七贤对老庄之学都有研究，因此他们也格外注重养生，养生指保养生命，延年益寿。
嵇康与向秀见面之时，围绕《养生论》进行过多次讨论，他们的讨论也成为了中国养生思想史上的重要话题。
虽说七人都追逐养生，但是他们养生的思想却各不相同，向秀认为道家和儒家可以同时存在，两者可以合二为一，人们可以在道家的无为逍遥和儒家的名教之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一点在他所创作的《难养生论》中也体现了出来，他认为情是人的本性，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而嵇康则认为情是自然之理，是万物发展的规律，应该无为自然，用无为的方式养生。
两人的养生理念不同，但是却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人性的自由。
竹林七贤的文风使得审美多元，成为后世文人趋之若鹜的对象
竹林七贤的生平事迹、作品对后世文人来说意义深远，他们的每一句诗文，每一个动作都生动凸显出了他们个人的个人情感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词一文都成为了后人吟诵模仿的对象。
竹林七贤性格鲜明，文学各异，行为奇特、潇洒、自在，整日沉溺于精神世界，与友人仙人为伴。
在山水自然中、在酒水音乐中解放了自我，体味了人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诸多素材。
竹林七贤的闲情文学和隐逸文学共同塑造了魏晋的风流文化，这一文化深受李白所追捧。
李白的诗篇处处可见风流色彩，李白爱酒、爱音乐、爱对酒当歌、爱自然自然，与竹林七贤一样省外注重心灵的追求。
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写道，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除李白之外，从白居易的中隐思想，苏轼的任情放达，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同样可以窥见竹林七贤、魏晋风骨的影子。
竹林七贤所生活的时代政权不稳、充满压迫，他们在这样的时代下选择必须隐居，留下了千古之名。
竹林既是他们的隐逸之地，也是他们开怀之处，他们的作品既体现出了对精神的追求，也体现出了人性的解脱，他们共同构成了魏晋文化，成为了魏晋时期特殊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