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公元266年，曹魏灭亡，公元280年，孙吴灭亡。魏蜀吴三国，蜀汉先亡，为何先亡？除了综合国力或经济、军事实力上的不济，人才上的短板则是其致命的核心原因。人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而蜀汉的人才资源，不仅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与魏、吴相比皆处于下风，为何会出现这种被动落后的不利局面？除了地处偏远、人口基数较少以及待遇低下、吸引力不强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即内耗所致。正是由于频繁的内卷，致使蜀汉人才或干部队伍的存量和质量呈断崖式下降，以致在蜀汉后期甚至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而造成这一窘态的主要责任者，很大程度上则是拜诸葛亮所赐，为何这样说？请看：
刘封是刘备的养子，“有武艺，气力过人”，在刘备创业初期，前途尚不明朗之时，刘封即坚定不移地追随刘备南征北战，在夺取益州的战斗中，更是表现抢眼。战后被刘备拜为副军中郞将，是仅次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五虎上将的柱石大将。刘备称王后，刘封又配合孟达先后攻克时为曹军把控的房陵、西城、上庸等战略要地，战后又被刘备提拔为副军将军。公元219年末，关羽北伐围攻曹军所据襄樊，多次要求刘封和孟达派兵相助，刘、孟以“解放区”形势尚未稳定为由拒之。关羽战败后，刘备“秋后算账”，孟达惧罪，逃奔曹魏，并写信劝降刘封，被拒后，孟达又甘当“带路党”，与曹军一起围攻刘封，刘封兵败，逃回成都。“诸葛亮虑（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刘备）因此除之”。于是，刘备赐刘封死。
彭羕是蜀中名流，原本是东汉官吏，刘备夺取益州后，经庞统和法正联名推荐，被刘备任命为治中从事，并深得刘备器重。彭羕个性奇崛，恃才傲物，不拘小节，不合诸葛亮眼缘。于是，诸葛亮便多次在刘备面前“撒盐”，一来二去，刘备也对彭羕疑神疑鬼，不久便贬其为江阳太守。彭羕心怀不满，于公元220年，煽动马超谋反，事泄被囚，彭羕在狱中曾致信诸葛亮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报效“祖国”，却被诸葛亮无视，仍被处死，年仅三十七岁。
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是三国时公认的五星级战略家。早年就跟定刘备打天下，刘备夺取益州后，先后提拔其为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嶲太守，马谡不仅受到刘备的青睐，也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特意将其调到自己身边任丞相参军，引为心腹。马谡曾献计诸葛亮取得南中之战的胜利——“七擒孟获”。公元228年，马谡跟随诸葛亮北伐，作为北伐急先锋的马谡，因在战场上处置失当，导致街亭失守，战后被诸葛亮处死，年仅三十八岁。
孟达乃三国名士，文武双全，风流倜傥，先仕刘璋，后迷途知返，转投刘备。刘备称王后，提拔其为宜都太守，上任不久，孟达便与刘封一起攻取时为曹军据守的房陵、西城、上庸等地。关羽北伐襄樊时，曾要求近邻的刘封和孟达派兵相援，被刘、孟拒绝。关羽战败后，孟达畏罪，再加之跟刘封不和，于是，率部投降曹魏，并深得魏文帝曹丕器重，拜将封侯，名扬一时。曹丕死后，孟达心不自安，后在诸葛亮的反复引诱下，于公元288年欲反魏归蜀，事败而死。
魏延乃响当当的三国名将，蜀汉“五虎上将”的有力竞争者，早年曾跟随刘备东征西讨，屡建奇功，深得刘备倚重。刘备称王称帝后，先后提拔其为汉中太守和镇北将军。诸葛亮北伐时，魏延曾献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子午谷直取长安。但被“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否决。可魏延仍豪情万丈，不屈不挠，一如既往地跟随诸葛亮频频北伐，且战功卓著。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病逝沙场，死前将军权委托于丞相府长史、参军杨仪，魏延不服，“据理力争”，后在杨仪的授意下，遭马岱斩杀。
李严是蜀汉阵营中唯一可比肩诸葛亮的干才。年少时，即“为郡职吏，以才干称”，后投刘璋，“为成都令，复有能名”。刘备取蜀时，李严临阵倒戈，投降刘备，刘备称王后，先后被提拔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后因在平定内乱中有功，又被刘备提升为辅汉将军。
公元222年，刘备伐吴大败而回，次年，刘备病重，遗诏李严与诸葛亮一起辅佐少主刘禅。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后勤保障，因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粮草无法按时送达，李严以此为由写信诸葛亮请求退兵，诸葛亮遂率军回撤。可是回兵后，诸葛亮却发现李严在上书刘禅的表文中，所述内容与写给自己的信件相互矛盾，且多有不实，遂上书弹劾，李严因此获罪，削职为民，流放偏远僻地梓潼。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李严得知后，以为再起无望，遂发病而死。
廖立是蜀汉重要谋臣，“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曾任蜀汉长水校尉。此公性格刚烈，口无遮拦，因公然批评刘备、诸葛亮在荆州、夷陵和北伐之战中失策，被诸葛亮削职为民。公元234年，得知诸葛亮死讯后，郁郁而终。
刘琰是蜀汉主要智囊之一，“有风流，善谈论”，曾先后出任车骑将军、卫尉、中军师等要职，因与魏延多次争执且出言不逊，遭到诸葛亮的斥责，遂举止失常、神情恍惚。公元234年，因怀疑妻子与刘禅有染，实施家庭暴力——毒打妻子，因此致罪被杀。此外，关羽之死和向朗被贬，诸葛亮也难脱干系。
以上蜀汉“八大金刚”皆蜀汉名流重臣，且年富力强，他们或战功赫赫，或才华横溢，或前途可期，皆是三国时的一流人才，甚至是顶尖人才，可是只因开罪于诸葛亮，或因诸葛亮处置不当、不公而皆遭厄运，被贬被杀，英年早逝。他们被打被杀，看似事出有因，似乎也罪有应得，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其或多或少皆有隐情怨情，或存在着量罪过重的嫌疑。如李严、刘琰、廖立等，虽存有过错或者罪过，但不应一免到底或一免了之，更不应将其杀之诛之。尤其是李严，一个顾命大臣、蜀汉栋梁，只因在信中说了几句假话，就将其一脚踢出或永远清除干部队伍，这在当时即便是在现在看来，也明显是处罚过重，失之偏颇，涉嫌政治迫害。而刘封则明显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此，陈寿老师在《三国志》中，直接将刘封之死的责任归因于诸葛亮。
马谡看似该杀，但也有其可原可谅之处。一者，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失败，便大开杀戒，那今后谁还敢挂帅出征？年轻干部还怎么成长？二者，马谡之败，诸葛亮也难辞其咎。马谡原本是个谋略型的人才，带兵杀敌乃是其弱项短板，诸葛亮应因才施用，将其放在身边出谋划策，而不应将其派往一线，领兵打仗。既然派了，诸葛亮就应为马谡的失败埋单——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应将责任全部或大部推给马谡，更不应该将其一杀了之。
退一万步讲，以上几人即便是该贬该杀，也应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或给出路，给希望，而不应将其一棍子打死，令其永世不得翻身。毕竟蜀汉的家底太薄，人才太少，根本没有折腾的实力和资本。正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述：“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明知人才和干部队伍每况愈下，且青黄不接，明知蜀汉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或根基不稳，可是诸葛亮仍不停手，仍贬之杀之，且“迭迭”不休，蜀汉怎能不早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蜀汉的先亡，诸葛亮至少应背锅一半，或背锅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