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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安史之乱，让繁盛的唐朝日渐衰落。尽管唐朝曾有中兴的机会，但是藩镇、宦官、朝中大臣内斗和民乱四大因素，让复兴成为昙花水月。其中，朝中大臣的内斗，即“牛李党争”，持续四十余年，贯穿三朝，成为中国史上著名党争。牛李双方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仅为一己之私，视朝政如同儿戏，推动本就腐朽衰落的唐朝走向灭亡。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牛李党争”是代表寒门的牛党对抗代表贵族的李党。然而，历史真相真是如此吗？
贵族与寒门的争斗
我们要明白，事实不一定代表就是真相。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半青半红的苹果，卖苹果的人往往会将红的那一面示之于人。这个苹果有红色的一面，这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真相，想知道苹果怎么样，肯定需要观察其完整表面。观看历史，也是如此。
首先，“牛李党争”是贵族与寒门的争斗，这是事实。
从唐宪宗元和三年至唐宣宗大中初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牛僧孺画像。来源/甘成福 《甘肃史话丛书》
双方斗争的起点跟科举制度有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时讥讽宰相李吉甫，导致了双方冲突。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牛僧孺、李宗闵，说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考风不正。唐宪宗信以为真，宣布从此不予任用牛僧孺和李宗闵。
这件事引起朝野哗然，很多大臣认为牛僧孺和李宗闵并没有徇私舞弊，完全是李吉甫栽赃陷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唐宪宗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至此，朝中大臣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牛李党争”四十余年的大幕徐徐拉开。
牛僧孺、李宗闵支持科举制度，反对门第，主张取士“地胄词彩者居先”。李吉甫及其儿子李德裕反对科举制度，他们认为:“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生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牛李两党对科举制度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新兴阶级与贵族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双方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来回拉扯。例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从四川节度使任上被调入京，出任新宰相。宰相李宗闵想尽办法阻止其代替自己的职位，但是没有成功，自己被调出京城担任江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不肯善罢甘休，他与牛党成员商议后认为翰林学士的地位日益重要，不仅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到重要作用，要尽量让牛党成员进入翰林院。李德裕当然知道牛党的算盘，便在此后力排牛党之人进入翰林院。
李德裕画像。来源/杜文玉 《西安十三朝》
然而，李德裕在阻止牛党之人进入翰林院一事上太过执着，以至于失了分寸，惹怒皇帝。李德裕为阻止牛党成员李仲言进入翰林院，对唐文宗步步紧逼，引起唐文宗的极度不快，认为此人如此霸道，不可久留身边。唐文宗便下诏将李德裕与江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职位对调，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职位。
然而，牛李两党对科举制度的不同态度，不仅仅是新兴阶级与贵族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是新兴阶级与贵族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陈寅恪在其《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解释：“东汉学术之中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的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精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之之关锁，乃寻其东汉以来通精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辞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
也就是说，唐代中期，李党所代表的山东士族门阀，主张经学正宗，认为那些进士出身的人都是浮夸放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李德裕认为：“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进士出身的官员不熟悉实际事务，只知工诗赋、谋进取，态度又轻浮，或许是李党痛恶牛党的主因。
影视剧中的李德裕。来源/电视剧《宫心计》截图
牛党人多是没有门第背景的寒门，虽有少数人出身山东旧士族，然都以进士入仕为目的，重文采，没有传统礼法约束，这是在武后当政之后培养的新兴集团。他们所背负的传统包袱小，善用考官、门生与同年的关系紧密结合，求取政治上的利益。而李党受传统家法影响，不利用进士身份而攀附主考官。
因此，在牛党眼中，李党都是一些顽固不化、被传统礼法约束的老古董。用现代政治语汇来说，李党成员是保守主义者，而牛党成员则是革新主义者，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
政见不同与意气用事
看完了苹果红色的一面，我们再来看另一面。
事实上，牛李双方阵营中均有旧族与进士，甚至有两者兼具的双重身份，双方的阶级差别并不是泾渭分明。李德裕反对的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而是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他认为应该主要考经义策问，而不是只讲究浮华词藻的诗赋。他在主政期间，取消了每年录取进士25人的名额，增加了对进士数量的录取。他还取消了礼部阅卷初步定名单后要呈报宰相府的不成文规定，将包括他自身在内的宰相权力进行限制，防止了进士录取中上下其手的种种弊端。李德裕的这些做法，反而在将科举考试引上正规化、扩大化的渠道。
牛李双方的对立，与其说是寒门与世族的对立，不如说是政见上的对立。
唐代中期以后，藩镇长期割据，边族经常寇扰，对此是讨伐、抗拒，还是姑息、退让，朝臣之间的政见大相歧异。李党坚持维护中央集权，对藩镇和吐蕃等外族采取强硬政策，力主削藩、接纳吐蕃降将。他当宰相时，曾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他“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平定了泽潞五州，打击了藩镇势力，振兴了朝廷的威信。
牛党则主张对藩镇平和迁就，并将吐蕃降将送还其国。牛僧孺、李宗闵当年在科举策试中讥讽李吉甫，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以武力对付藩镇。李吉甫在宪宗元和年间辅助皇帝推行削藩，取得一定的成绩，而这引起牛僧孺、李宗闵的高度不满。后来李德裕在讨伐刘稹时，牛僧孺居洛阳，闻刘稹败讯，每“恨叹之”。而牛党之所以看重科举制度，是因为他们与藩镇有着密切关系，而科举制度刚好能够为地方豪强晋升提供渠道。
为什么牛党与藩镇有着密切关系？唐顺宗年间，曾进行了“永贞革新”，其目的就是从宦官手里夺回军权，削弱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开始后，一切顺利，宦官在不知不觉中被革新派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夺去军权，藩镇也开始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藩镇认识到，自己此时与宦官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便向宦官集团提醒，使宦官集团猛然醒悟王叔文的釜底抽薪之计，迅速反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顺宗身染重病，全身瘫痪，无法上朝。最终，这场皇帝与士人集团联合试图夺回权力的革新半途而废。而这场“永贞革新”，则让宦官集团与藩镇集团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影视剧中的唐顺宗。来源/电视剧《新西厢记》截图
当时，寒门子弟要通过科举取士的途径入仕，而入仕者的最高理想不外是攀上宰相之位，那么，千辛万苦的巴结主考官，何不去巴结朝廷里的宦官，藉此平步青云？因此，牛党成员便从攀附主考官，进一步去攀附宦官。
唐朝从唐宪宗以降，中央政权几乎都为宦官把持，连皇帝也几乎成了宦官的傀儡。但宦官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也分派别，争夺控制大权。文官为求政治上的前途，都争相攀附宦官，尤以没有传统家法束缚且政治资源薄弱的牛党人士最为明显。在他们看来，不攀附宦官，就无法擢居高位，就没有机会一展政治抱负。例如牛僧孺入相虽为李宗闵所举荐，但李宗闵本身却是依赖宦官助力才能于唐文宗时两度入相。牛党中的杨嗣复、李㑺也因结交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而得以在 “甘露之变” 后晋身宰相。
纪录片中的唐宪宗。来源/纪录片《大明宫》截图
由于牛党与宦官集团走得较近，所以自然而然也与藩镇关系密切。例如李宗闵、牛僧孺等早与刘稹之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交通往来，因此对于李德裕的削藩战争极度愤恨。
当然，牛党并非真的对藩镇“别有所爱”。牛僧儒曾写过一篇名为《玄怪录·郭代公》的小说，小说以鱼肉乡民的“乌将军”影射唐代的藩镇乱象，耆老的顺从反映了朝廷的姑息，而“郭元振”为民除妖则寄寓了百姓对惩恶治乱的期盼。由此可见，牛僧儒从心底里是痛恨藩镇的，他虽不主削藩，但绝非姑息。
然而，牛党对藩镇采取消极的态度，并非完全有错。藩镇问题在唐宪宗时曾得到突破性解决，那时，对唐室有威胁的只有东北一隅的河朔割据型藩镇，以魏博、成德及淄青诸镇为代表，其他的多是扈从者，又或实力较弱的镇守。而在一片的骄跋横气中，京师尚留有防遏型藩镇的屏障，还有王命能达的节使可供差遣。可惜，唐宪宗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导致藩镇问题在中唐之后再度恶化。唐文宗任李德裕主政时，唐朝削藩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李德裕虽然能在一些削藩战争中获得胜利，但大环境不利，一味坚持武力讨伐藩镇，后果难以预料。
另外，牛李两党在打击对方的时候，往往会不择手段，意气用事，甚至不惜牺牲朝廷利益。
唐文宗大和五年（813），牛僧孺任宰相，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此时吐蕃内乱，其大将悉怛谋携维州向李德裕投降，维州是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军事要地，唐朝曾屡征不得，现在竟然能轻松获得，李德裕立刻接受，并上报朝廷。
影视剧中的唐文宗。来源/电视剧《柜中美人》剧照
然而，牛僧孺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吐蕃反叛，“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主张把悉恒谋及维州交还吐蕃。唐文宗深以为然，令唐军撤出维州，遣还悉恒谋等，李德裕只得照办。后来，悉恒谋等被吐蕃处死于边境。此后，牛李双方的仇恨更深一层。
不得不说，牛党除了坚持其主和的一贯态度，也是为了打击李党，不让李党立功。由于牛党的公报私仇，加上唐文宗的毫无主见，导致唐朝已经获得的军事要地再次丧失，为唐朝的边疆问题留下隐忧。
结语
总之，牛、李两派在朋党之争中，为排除异己，斗的你死我活，使朝野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最终，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也成了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部分参考资料：
1、杨永安《唐代之衰亡：中晚唐内乱外忧的撞击与脉冲──宦祸、藩镇、民变与经济寖衰的互动》，香港教育局主办：高中中国历史知识增益课程讲座，2010年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
3、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