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九年（1870）二月，顾文彬过着快乐的林泉生活，转眼间他离开官场已十年了。但是，随着家里人口的增长，他的经济压力陡增，除了与盛康、吴云、李鸿裔等人共同开设典当、置办田产外，别无进益，再度出山是其唯一的出路。让人没想到的是，顾文彬此次竟然获得了宁绍台道员这个肥差。
清光绪元年（1875）的宁波关卡
肥缺到手 走马上任
顾文彬日记中关于获得宁绍台道职位的记录
顾文彬的朋友、前任常镇道员许观身（缘仲）进京起复，未满匝月就接到广东高廉道的任命书。他回到苏州后，极力鼓励顾文彬进京复出。顾文彬的好朋友吴云等也劝说他出山，于是，已是花甲之年的顾文彬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带着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推荐信，于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一日登舟北上京城，志在获得一官半职。四月二十八日，顾文彬抵京，学生兼女婿朱以增备车迎接，行到“沙窝门，研生与张姨之车先进城，余为门隶所阻，诈去京钱三千”。顾文彬从咸丰五年（1855）离开京城，一眨眼已过去了15年，没想到官位还没到手，却被看门人敲诈勒索，心里有点不爽。那天，他的行李被“门隶及税局百方需索”，找人说情后，最后谈下来每只箱子交税4两银子，共计20两，另外付了京钱六千。顾文彬没想到，京城已非当年模样，京城小吏们竟以敲竹杠的形式来增加收入。
当年顾文彬在京城的居所已成为女儿女婿的家，如今宾主易位。朱以增曾得到岳父兼恩师的栽培，故与妻子对顾文彬的生活照顾很是细心。顾文彬来京的目的很明确，故稍稍休整后便开始拜访官文、庞钟璐、沈桂芬、潘曾莹等官员，联络感情。五月初，胡林翼密保顾文彬的奏折及李鸿章善后保举各案一齐捡出，“陈请堂议，经军机大臣商酌一时之久，方议定进单”。其时，李鸿章的声望与地位虽高，但他的公信力不如胡林翼，据顾文彬称：“胡文忠所保之人，京中最看得起。”顾文彬在许观身的堂兄弟许庚身的照应下，终于在闰十月二十日奉上谕“浙江宁绍台道员缺著顾文彬补授”。顾文彬原以为在京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他在候补名单中排第二位，但实际上他在京城待了近9个月。在这9个月中，他并没闲着，不但收购了书画，获得了官职，还作了绝句百首。
可以说，同治十年（1871）的春节是顾文彬自太平天国运动后过得最开心的一个节日，此时他儿孙满堂、家庭和美，又有肥缺到手，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官职。正月二十四日，顾文彬带着大孙子麟祥夫妇与张氏、浦氏两个侍妾离开苏城，于二十七日抵达天堂杭州，应吴煦之请暂住吴家。官场习俗，顾文彬开始拜客送礼、应酬饭局，忙得晕头转向，但这是他广结人缘、熟悉浙江官场情况的捷径。浙江巡抚杨昌濬是顾文彬的顶头上司，故为他准备的礼品较多，“送中丞礼物京货八色，配以尺头十二端，仅受缙绅、京靴”；而送其他同僚的礼物相对少些，有的未收，有的只收部分。二月二十二日，宁绍台道员顾文彬在宁波衙门接印上任，场景颇有仪式感：“午刻，接印，穿朝服至大堂，向北阙谢恩毕，即拜印，俱行三跪九叩首礼。更衣，换蟒袍补挂，至暖阁升座，开印标封，皂役排衙、书吏及各役人等叩见，堂事毕而退。”之后的几日，顾文彬到各寺庙拈香、拜访英美领事、应酬地方官员的饭局，直至二十八日，才“开库祀神，盘查现银，有四万余两”。自此，顾文彬开始了他四年有余的宁绍台道生涯，负责军事、税收等事务。
顾文彬日记中关于获得宁绍台道职位的记录
宁绍台道是个肥缺，用顾文彬的话讲这个职位是“天从人愿”，同僚对此都“虎视眈眈”，即使同乡、同年的吴艾生（字引之）也希望与他“轮岗”。当杨昌濬有意让顾文彬做乡闱提调时，他担心大权旁落，影响收入，因此一再推辞，希望另选他人。在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九致其子顾承的信中，顾文彬提及当年或有恩科乡闱提调差使，因其科班出身，极有可能担任此职，故想在杨昌濬前寻找借口，“先为辞脱”。顾文彬之所以要推卸提调这个临时性差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秋间税旺，出进有数竿之巨”，换言之要损失数千两银子；二是“提调所管之事极其烦重”，他担心精力不济，影响工作。顾文彬最终没有推掉，因为充当提调一职必须是科甲出身之实缺道台，而符合条件的三人中，一人生病，一人去年做过提调，所以顾文彬不得不勇挑重担。
一场矛盾 巧妙化解
顾文彬家书中提及填塞新开河之事
宁绍台道是个油水多的职位，顾文彬为此惹来了一场是非，始作俑者即同僚方鼎锐（字子颖）。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十日，顾文彬正在省城拜年，因杨昌濬在湖南会馆请客而未能见到。当天，顾文彬收到家仆张大从苏州带到杭州的书信，中间夹了好友吴云的信，其中写道：“备言小除夕吴谊卿自福建来，据云潘伟如得文制台信，信中言接杨中丞书，有不满之语。”顾文彬读后心中一惊，随即派家仆刘升“持报销经费四竿送至辕上，时中丞未归，交门公高姓收去”。恰巧黄军门与杨昌濬是同乡，此时又随顾文彬一起在杭州拜年，故顾文彬与其谈及有人向杨巡抚打小报告之事，请他调解。黄军门一口答应，并猜测是鄞令姚慎庵在背后做小动作。由于黄军门与姚慎庵有矛盾，顾文彬并没有认同他的看法。遇到这种糟心事，又不能直接问杨上司，顾文彬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天。至第三日，顾文彬拜访杭州将军连绪斋，送去王烟客山水册等八样礼物，但对方只收了五样。顾文彬署中所用仆人宗玉乃连将军推荐，他在给连将军拜年时，老东家“告以上年秋间方子颖晋省，历言余种种不善，与中丞与文制台信中之言符合，始知谣言皆子颖所造也”。于是，诬告之人浮出水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杨昌濬认为温州关税逐年减少，欲加整顿，但方鼎锐认为如果要“振顿关税，须从宁波起，温州关虽振顿亦无甚起色”。方鼎锐因有抵触情绪，又从同乡郭钟灵那里得到顾文彬的“负面”消息，遂在杨昌濬面前告状。原来，方鼎锐曾向顾文彬推荐郭钟灵做书启，然郭钟灵不但对书启是外行，还想管理宁波关关务账目，殊不知这是亲信才能担当的事，顾文彬断然回绝。于是，郭钟灵便添油加醋，在方鼎锐面前造谣，说顾文彬儿子顾承干预公事，其子回家，则由“官亲把持，又谓不理公事，不见宾客，凡涉银钱，必加搜刻，并吸食鸦片”。郭钟灵把顾文彬描绘成了一个不理公务、不懂人情、任人唯亲的贪官污吏。十四日，顾文彬再次拜见杨昌濬，并奉上密禀，陈述了自己与方鼎锐的矛盾与误解。杨昌濬提及当年左宗棠做浙江巡抚时，“查知温州道与关书，每年各有四千八百金出息，不准收取，令其充公。彼时温州关税，连陋规并入，共有二万余金之多”。可见杨昌濬想用左宗棠之法，截留温州关税，贴补抚署衙门以及办贡差所需，不与宁波关税并算，询问顾文彬能否做得到？左宗棠当政时，关税全部充作军饷，故可以任意办理，而这时宁波、温州所有关税“改解京饷，报部具有成案”。顾文彬坦陈了自己的想法：“若将温州关税，提出不算，是报销正款，短了一万四千金，全要宁关加出，为数如此之巨，如何做得到？每年报销正款，共只五万两零，历任相沿已久，此一年之中，骤然盈余至一万数千金之多，设使部中驳诘，谓前此所征，必有隐匿，何以答之？即欲力加振顿，亦只可渐次扩充，假令每年盈余千金，则十年便增出万金，于公事亦大有益矣。”杨昌濬听后，继续倒苦水，说太平天国运动前每年春秋两季要办贡差，每次贴四千金，战时停办，如今内务府又催办贡差，而堂堂杨中丞却无处筹钱。顾文彬当场表示，回去后立即整顿关务，“稍有盈余，可资津贴”。顾文彬回到宁波后，立即与吴振家商量，春秋两季官吏各贴两千，由镇海关承担，这样一来杨昌濬可以分文不赔了。
顾文彬在这通密禀中驳斥谣言道：“所用亲友皆择其极诚实者，安能把持公事？每遇公事，随到随办，从未积压一件。宾客随到随见，从未迁延一刻。至银钱交涉，只有正课及分征等事。……至于吸食鸦片，必有憔悴枯槁之色形于面目，且安有水旱烟俱不吸，而反吸食鸦片之理？所造谣言，事事与职道所为相反，始亦不知谣言云何。”最后，他表示：“职道去此一官，亦不足惜，惟颠倒黑白，倾轧成风，仰仗大人主持公道耳。职道服官中外二十余年，公事不敢不勤，操守不敢不谨，生平兢兢自矢，岂有暮年忽焉失节？且素不与人争竞，惟以清白之躬，遭此谗谤，不能不剖雪陈明，且杜将来造谤之根。至于究竟有无劣迹，难逃大人洞鉴，且宁波大小官员、绅士往来杭省者络绎不绝，可访可查。古语云，止谤莫如自修，职道惟有益加谨慎，以塞忌者之口，以无负大人栽培之意。”
杨昌濬当场看了密禀道：“方子颖本是乱说的。”顾文彬以为官多年的经验与才智巧妙化解了这场矛盾，赢得了杨昌濬的信任，在浙江官场站稳了脚跟。
谈判高手 保护民生
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开放口岸，有英国、美国领事馆驻扎在此，因此，顾文彬与英国领事费贤礼、税务司惠达多有来往，并以礼相待，和平共处。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宁波当地百姓与英国领事馆发生了一起填塞新开河的纠纷案。其时，当地民众因田地被潮水侵灌，欲填新开河，遭到英人反对。“民人周廷贵遍贴招子，声言是日鄞、慈、镇三邑之民，合力填新开河，英国领事不允。余恐酿成衅端，先札饬鄞县姚令于是日前往弹压。”次月初三日，顾文彬接到英方照会，得知他们已将此事上报“英国驻京大臣”。五日，顾文彬在致其子顾承的信中写道：“近日因填塞新开河一案，与外国人颇费唇舌，然断不至决裂，惟外国人深恨周廷贵，屡与作对，已将各情申送彼国驻京大臣，我不能不与之分辩，已请中丞飞咨总理衙门，以备与外国人辩论，此事为民田被咸潮侵灌，力图保卫，其理甚直，决不至打下风官司也。”同时，他邀请熟悉洋务的士绅张竹坪到宁波，“托其与英领事商办填河事”。十日，张竹坪与“副领事索公面商填河一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定于十五日从新开河西首填起。新开河河形自东至西，大家认为应从东首填塞，但因张竹坪表示已与英方已商定从西首填没，不能随意更改，故只得维持原议。是日，顾文彬札饬鄞县县令姚慎庵赴工地“谕话弹压”，工程则托张竹坪、杨淡泉具体负责，所需约二三千串，暂由顾文彬垫付，“因一时捐办不及之故，将来集捐仍可归还”，由阜康钱庄杨远香支付。顾文彬的前任就想填塞新开河，但未办成，他本想上半年办理，但“屡议不果”，这次经周廷贵一闹，坏事变好事，激怒洋人，“几乎决裂，今日居然得手，故倍觉快意”。至二十三日，新开河西口填塞工程完工，鄞县、慈溪、镇海三县民田数十万亩，从此将“永绝咸潮侵灌之患”。张竹坪又与英方索翻译见面，双方讨论挖通淤塞之内河事宜，张竹坪告诉英方必须在新开河中间筑坝，“庶水可断而泥可挖，翻译亦以为然”。在新开河中段横筑一坝，靠近东首，即与填塞东口无异。“此坝既筑，永远不开内河，即成淡水河，咸潮亦不能灌入，将来东口以内，每日潮挟沙而来，不能挟沙而去，不过一二年，自然淤成陆地，此不塞之塞也”。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新开河两坝两闸一桥俱已完工”。这成为顾文彬上任之后的“第一快心事”。
顾文彬与英领事打交道时，面对他们的嚣张气焰，有理有节。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初九日，“英领事啊喳哩欲抽回来文，与之面谈争论，词穷而去”。他们还发照会给顾文彬，表示提出以后文书“欲用英文不用中文，欲用花押不用钤印”等无理要求，顾文彬“层层驳诘，至欲与在总理衙门评理”，使对方自知理亏。顾文彬因对方认错，就没有再追究，认为“盖办理中外交涉事件，须得风便止，不可过火也”。
除涉及民生的填塞新开河外，顾文彬还坚决禁止卖空买空等赌博行为。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二十四日，顾文彬令大钱店28家、厘头店5家于次日午刻来衙门问话，“欲禁钱店之卖空买空，以除地方一害”。当日，大钱店伙计28人前来，顾文彬告诫他们：“卖空买空，例有明禁，罪干流徒，尔等何苦以身试法，且输钱之人倾家荡产，投河奔井，造孽亦不浅，既往不咎，自此次严禁，各宜恪遵，如有再犯，定从严究。”众人听了唯唯诺诺，当场“各具遵依、互保两结而退”。紧接着传来厘头店伙计道：“谓其情同赌博中抽头之人，专为空盘而设，限本日即行歇闭，违者查封究办。亦各具结而退。”然而，到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宁波“卖空买空之弊”死灰复燃，已辞职返乡的顾文彬致信曾经的幕僚曹恺堂，建议查办，“出示严禁”。
四年多的宁绍台道生涯，顾文彬与各方关系相处融洽，冷静应对了他人的造谣生事，完美处理了新开河的填塞工程，保护了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履行了为官职责。顾文彬在处理公务之余，依旧热衷于收购书画，这也进一步丰富了过云楼的收藏，可以说，他做宁绍台道员的日子过得富足而滋润。
文中所示档案为苏州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4月23日 总第3669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