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清同治九年(1870)二月,顾文彬过着快乐的林泉生活,转眼间他离开官场已十年了。但是,随着家里人口的增长,他的经济压力陡增,除了与盛康、吴云、李鸿裔等人共同开设典当、置办田产外,别无进益,再度出山是其唯一的出路。让人没想

清同治九年(1870)二月,顾文彬过着快乐的林泉生活,转眼间他离开官场已十年了。但是,随着家里人口的增长,他的经济压力陡增,除了与盛康、吴云、李鸿裔等人共同开设典当、置办田产外,别无进益,再度出山是其唯一的出路。让人没想到的是,顾文彬此次竟然获得了宁绍台道员这个肥差。

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清光绪元年(1875)的宁波关卡

肥缺到手 走马上任

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顾文彬日记中关于获得宁绍台道职位的记录

顾文彬的朋友、前任常镇道员许观身(缘仲)进京起复,未满匝月就接到广东高廉道的任命书。他回到苏州后,极力鼓励顾文彬进京复出。顾文彬的好朋友吴云等也劝说他出山,于是,已是花甲之年的顾文彬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带着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推荐信,于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一日登舟北上京城,志在获得一官半职。四月二十八日,顾文彬抵京,学生兼女婿朱以增备车迎接,行到“沙窝门,研生与张姨之车先进城,余为门隶所阻,诈去京钱三千”。顾文彬从咸丰五年(1855)离开京城,一眨眼已过去了15年,没想到官位还没到手,却被看门人敲诈勒索,心里有点不爽。那天,他的行李被“门隶及税局百方需索”,找人说情后,最后谈下来每只箱子交税4两银子,共计20两,另外付了京钱六千。顾文彬没想到,京城已非当年模样,京城小吏们竟以敲竹杠的形式来增加收入。

当年顾文彬在京城的居所已成为女儿女婿的家,如今宾主易位。朱以增曾得到岳父兼恩师的栽培,故与妻子对顾文彬的生活照顾很是细心。顾文彬来京的目的很明确,故稍稍休整后便开始拜访官文、庞钟璐、沈桂芬、潘曾莹等官员,联络感情。五月初,胡林翼密保顾文彬的奏折及李鸿章善后保举各案一齐捡出,“陈请堂议,经军机大臣商酌一时之久,方议定进单”。其时,李鸿章的声望与地位虽高,但他的公信力不如胡林翼,据顾文彬称:“胡文忠所保之人,京中最看得起。”顾文彬在许观身的堂兄弟许庚身的照应下,终于在闰十月二十日奉上谕“浙江宁绍台道员缺著顾文彬补授”。顾文彬原以为在京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他在候补名单中排第二位,但实际上他在京城待了近9个月。在这9个月中,他并没闲着,不但收购了书画,获得了官职,还作了绝句百首。

可以说,同治十年(1871)的春节是顾文彬自太平天国运动后过得最开心的一个节日,此时他儿孙满堂、家庭和美,又有肥缺到手,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官职。正月二十四日,顾文彬带着大孙子麟祥夫妇与张氏、浦氏两个侍妾离开苏城,于二十七日抵达天堂杭州,应吴煦之请暂住吴家。官场习俗,顾文彬开始拜客送礼、应酬饭局,忙得晕头转向,但这是他广结人缘、熟悉浙江官场情况的捷径。浙江巡抚杨昌濬是顾文彬的顶头上司,故为他准备的礼品较多,“送中丞礼物京货八色,配以尺头十二端,仅受缙绅、京靴”;而送其他同僚的礼物相对少些,有的未收,有的只收部分。二月二十二日,宁绍台道员顾文彬在宁波衙门接印上任,场景颇有仪式感:“午刻,接印,穿朝服至大堂,向北阙谢恩毕,即拜印,俱行三跪九叩首礼。更衣,换蟒袍补挂,至暖阁升座,开印标封,皂役排衙、书吏及各役人等叩见,堂事毕而退。”之后的几日,顾文彬到各寺庙拈香、拜访英美领事、应酬地方官员的饭局,直至二十八日,才“开库祀神,盘查现银,有四万余两”。自此,顾文彬开始了他四年有余的宁绍台道生涯,负责军事、税收等事务。

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顾文彬日记中关于获得宁绍台道职位的记录

宁绍台道是个肥缺,用顾文彬的话讲这个职位是“天从人愿”,同僚对此都“虎视眈眈”,即使同乡、同年的吴艾生(字引之)也希望与他“轮岗”。当杨昌濬有意让顾文彬做乡闱提调时,他担心大权旁落,影响收入,因此一再推辞,希望另选他人。在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九致其子顾承的信中,顾文彬提及当年或有恩科乡闱提调差使,因其科班出身,极有可能担任此职,故想在杨昌濬前寻找借口,“先为辞脱”。顾文彬之所以要推卸提调这个临时性差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秋间税旺,出进有数竿之巨”,换言之要损失数千两银子;二是“提调所管之事极其烦重”,他担心精力不济,影响工作。顾文彬最终没有推掉,因为充当提调一职必须是科甲出身之实缺道台,而符合条件的三人中,一人生病,一人去年做过提调,所以顾文彬不得不勇挑重担。

一场矛盾 巧妙化解

顾文彬的宁绍台道生涯

顾文彬家书中提及填塞新开河之事

宁绍台道是个油水多的职位,顾文彬为此惹来了一场是非,始作俑者即同僚方鼎锐(字子颖)。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初十日,顾文彬正在省城拜年,因杨昌濬在湖南会馆请客而未能见到。当天,顾文彬收到家仆张大从苏州带到杭州的书信,中间夹了好友吴云的信,其中写道:“备言小除夕吴谊卿自福建来,据云潘伟如得文制台信,信中言接杨中丞书,有不满之语。”顾文彬读后心中一惊,随即派家仆刘升“持报销经费四竿送至辕上,时中丞未归,交门公高姓收去”。恰巧黄军门与杨昌濬是同乡,此时又随顾文彬一起在杭州拜年,故顾文彬与其谈及有人向杨巡抚打小报告之事,请他调解。黄军门一口答应,并猜测是鄞令姚慎庵在背后做小动作。由于黄军门与姚慎庵有矛盾,顾文彬并没有认同他的看法。遇到这种糟心事,又不能直接问杨上司,顾文彬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天。至第三日,顾文彬拜访杭州将军连绪斋,送去王烟客山水册等八样礼物,但对方只收了五样。顾文彬署中所用仆人宗玉乃连将军推荐,他在给连将军拜年时,老东家“告以上年秋间方子颖晋省,历言余种种不善,与中丞与文制台信中之言符合,始知谣言皆子颖所造也”。于是,诬告之人浮出水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杨昌濬认为温州关税逐年减少,欲加整顿,但方鼎锐认为如果要“振顿关税,须从宁波起,温州关虽振顿亦无甚起色”。方鼎锐因有抵触情绪,又从同乡郭钟灵那里得到顾文彬的“负面”消息,遂在杨昌濬面前告状。原来,方鼎锐曾向顾文彬推荐郭钟灵做书启,然郭钟灵不但对书启是外行,还想管理宁波关关务账目,殊不知这是亲信才能担当的事,顾文彬断然回绝。于是,郭钟灵便添油加醋,在方鼎锐面前造谣,说顾文彬儿子顾承干预公事,其子回家,则由“官亲把持,又谓不理公事,不见宾客,凡涉银钱,必加搜刻,并吸食鸦片”。郭钟灵把顾文彬描绘成了一个不理公务、不懂人情、任人唯亲的贪官污吏。十四日,顾文彬再次拜见杨昌濬,并奉上密禀,陈述了自己与方鼎锐的矛盾与误解。杨昌濬提及当年左宗棠做浙江巡抚时,“查知温州道与关书,每年各有四千八百金出息,不准收取,令其充公。彼时温州关税,连陋规并入,共有二万余金之多”。可见杨昌濬想用左宗棠之法,截留温州关税,贴补抚署衙门以及办贡差所需,不与宁波关税并算,询问顾文彬能否做得到?左宗棠当政时,关税全部充作军饷,故可以任意办理,而这时宁波、温州所有关税“改解京饷,报部具有成案”。顾文彬坦陈了自己的想法:“若将温州关税,提出不算,是报销正款,短了一万四千金,全要宁关加出,为数如此之巨,如何做得到?每年报销正款,共只五万两零,历任相沿已久,此一年之中,骤然盈余至一万数千金之多,设使部中驳诘,谓前此所征,必有隐匿,何以答之?即欲力加振顿,亦只可渐次扩充,假令每年盈余千金,则十年便增出万金,于公事亦大有益矣。”杨昌濬听后,继续倒苦水,说太平天国运动前每年春秋两季要办贡差,每次贴四千金,战时停办,如今内务府又催办贡差,而堂堂杨中丞却无处筹钱。顾文彬当场表示,回去后立即整顿关务,“稍有盈余,可资津贴”。顾文彬回到宁波后,立即与吴振家商量,春秋两季官吏各贴两千,由镇海关承担,这样一来杨昌濬可以分文不赔了。

顾文彬在这通密禀中驳斥谣言道:“所用亲友皆择其极诚实者,安能把持公事?每遇公事,随到随办,从未积压一件。宾客随到随见,从未迁延一刻。至银钱交涉,只有正课及分征等事。……至于吸食鸦片,必有憔悴枯槁之色形于面目,且安有水旱烟俱不吸,而反吸食鸦片之理?所造谣言,事事与职道所为相反,始亦不知谣言云何。”最后,他表示:“职道去此一官,亦不足惜,惟颠倒黑白,倾轧成风,仰仗大人主持公道耳。职道服官中外二十余年,公事不敢不勤,操守不敢不谨,生平兢兢自矢,岂有暮年忽焉失节?且素不与人争竞,惟以清白之躬,遭此谗谤,不能不剖雪陈明,且杜将来造谤之根。至于究竟有无劣迹,难逃大人洞鉴,且宁波大小官员、绅士往来杭省者络绎不绝,可访可查。古语云,止谤莫如自修,职道惟有益加谨慎,以塞忌者之口,以无负大人栽培之意。”

杨昌濬当场看了密禀道:“方子颖本是乱说的。”顾文彬以为官多年的经验与才智巧妙化解了这场矛盾,赢得了杨昌濬的信任,在浙江官场站稳了脚跟。

谈判高手 保护民生

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开放口岸,有英国、美国领事馆驻扎在此,因此,顾文彬与英国领事费贤礼、税务司惠达多有来往,并以礼相待,和平共处。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宁波当地百姓与英国领事馆发生了一起填塞新开河的纠纷案。其时,当地民众因田地被潮水侵灌,欲填新开河,遭到英人反对。“民人周廷贵遍贴招子,声言是日鄞、慈、镇三邑之民,合力填新开河,英国领事不允。余恐酿成衅端,先札饬鄞县姚令于是日前往弹压。”次月初三日,顾文彬接到英方照会,得知他们已将此事上报“英国驻京大臣”。五日,顾文彬在致其子顾承的信中写道:“近日因填塞新开河一案,与外国人颇费唇舌,然断不至决裂,惟外国人深恨周廷贵,屡与作对,已将各情申送彼国驻京大臣,我不能不与之分辩,已请中丞飞咨总理衙门,以备与外国人辩论,此事为民田被咸潮侵灌,力图保卫,其理甚直,决不至打下风官司也。”同时,他邀请熟悉洋务的士绅张竹坪到宁波,“托其与英领事商办填河事”。十日,张竹坪与“副领事索公面商填河一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定于十五日从新开河西首填起。新开河河形自东至西,大家认为应从东首填塞,但因张竹坪表示已与英方已商定从西首填没,不能随意更改,故只得维持原议。是日,顾文彬札饬鄞县县令姚慎庵赴工地“谕话弹压”,工程则托张竹坪、杨淡泉具体负责,所需约二三千串,暂由顾文彬垫付,“因一时捐办不及之故,将来集捐仍可归还”,由阜康钱庄杨远香支付。顾文彬的前任就想填塞新开河,但未办成,他本想上半年办理,但“屡议不果”,这次经周廷贵一闹,坏事变好事,激怒洋人,“几乎决裂,今日居然得手,故倍觉快意”。至二十三日,新开河西口填塞工程完工,鄞县、慈溪、镇海三县民田数十万亩,从此将“永绝咸潮侵灌之患”。张竹坪又与英方索翻译见面,双方讨论挖通淤塞之内河事宜,张竹坪告诉英方必须在新开河中间筑坝,“庶水可断而泥可挖,翻译亦以为然”。在新开河中段横筑一坝,靠近东首,即与填塞东口无异。“此坝既筑,永远不开内河,即成淡水河,咸潮亦不能灌入,将来东口以内,每日潮挟沙而来,不能挟沙而去,不过一二年,自然淤成陆地,此不塞之塞也”。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新开河两坝两闸一桥俱已完工”。这成为顾文彬上任之后的“第一快心事”。

顾文彬与英领事打交道时,面对他们的嚣张气焰,有理有节。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初九日,“英领事啊喳哩欲抽回来文,与之面谈争论,词穷而去”。他们还发照会给顾文彬,表示提出以后文书“欲用英文不用中文,欲用花押不用钤印”等无理要求,顾文彬“层层驳诘,至欲与在总理衙门评理”,使对方自知理亏。顾文彬因对方认错,就没有再追究,认为“盖办理中外交涉事件,须得风便止,不可过火也”。

除涉及民生的填塞新开河外,顾文彬还坚决禁止卖空买空等赌博行为。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二十四日,顾文彬令大钱店28家、厘头店5家于次日午刻来衙门问话,“欲禁钱店之卖空买空,以除地方一害”。当日,大钱店伙计28人前来,顾文彬告诫他们:“卖空买空,例有明禁,罪干流徒,尔等何苦以身试法,且输钱之人倾家荡产,投河奔井,造孽亦不浅,既往不咎,自此次严禁,各宜恪遵,如有再犯,定从严究。”众人听了唯唯诺诺,当场“各具遵依、互保两结而退”。紧接着传来厘头店伙计道:“谓其情同赌博中抽头之人,专为空盘而设,限本日即行歇闭,违者查封究办。亦各具结而退。”然而,到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宁波“卖空买空之弊”死灰复燃,已辞职返乡的顾文彬致信曾经的幕僚曹恺堂,建议查办,“出示严禁”。

四年多的宁绍台道生涯,顾文彬与各方关系相处融洽,冷静应对了他人的造谣生事,完美处理了新开河的填塞工程,保护了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履行了为官职责。顾文彬在处理公务之余,依旧热衷于收购书画,这也进一步丰富了过云楼的收藏,可以说,他做宁绍台道员的日子过得富足而滋润。

文中所示档案为苏州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4月23日 总第3669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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