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至10月间爆发的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10月24日，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26日，日军占领武汉，由此开始了对武汉民众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那么，日军侵入武汉后的几天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安居费”与《良民证》
1945年3月，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居民持有的《良民证》。
日军侵入武汉三镇后，很快占据了市区内的各个大街小巷，仅仅留下了法租界弹丸之地。日军随后开始驱赶市民到指定的难民区。
汉光游艺场老板傅金亭是个混迹一方的大流氓。此时的傅金亭甘愿充当汉奸，引领日军到街巷里张贴日军部队番号的纸条，诡称不久日军将要来此驻扎，这里的人都会被赶到难民区里去。很多市民十分害怕，纷纷央求傅金亭与日军交涉。日军和傅金亭借机敲诈市民，强行向市民征收所谓的“安居费”，缴纳以后，便可得到一纸所谓的《良民证》贴在门口，以资识别。日军还强行实行5家联保制，互相担保，不得藏匿所谓“反日分子”。
抢夺粮食财物
国民政府的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曾经留下不少粮食在汉口特三区天主教堂内堆着，准备给未及时撤出的难民果腹。日军侵占武汉后，将特三区里的难民全部赶了出去，难民的粮食全都被日军占有了。然而，日军虽然夺取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无法搬运，搜遍武汉市区，也找不到一名壮丁。于是，他们以“怜恤难民”为名，印制许多传单到难民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每个难民可以自带扁担、箩筐到天主教堂买米，每担米只要法币五元，以示赈济；凡是买米的人，只要有扁担、箩筐随身，即可通过日军岗哨，不需《通行证》；抵达天主教堂后，先交款领证，在证上填写“劳苦者”或“营商者”或“自食者”，然后凭证挑米。饥饿中的难民，得此消息，不知是日军的诡计，纷纷前往购米，而且挑米时，每石米还可另送一斗或数升。在场的日军和汉奸对难民们说：“这是皇军的特殊恩惠。”哪知，难民们把米挑出天主教堂后，沿途布满日军岗哨，哨兵命令难民们依其指定的路线行走，不久便到了江边，所有的米都被日军强令挑上日军运输船，难民们这才明白上了当。难民们上船后，扁担、箩筐不准带走，身体弱小的人就被赶上岸，身体稍壮的人都被扣留在船上，听任日军使用。此外，日军还在武汉到处抢掠百姓财物。
“三块砖”与“八块钱”
日本人在汉口开设的商店
当时，武汉市民完全失去了自由，如果没有从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购买《通行证》，休想出门一步。市民即使携带了《通行证》，行路时也得小心，经过日军岗哨时，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否则便要尝尝“三块砖”体罚的滋味。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在膝头跪下，一块砖要用双手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顶上。
白俄人也借机敛钱，做“活通行证”。凡是无《通行证》又必须出门的人，每次往返要付法币八元，请一名白俄人领路，沿路还要向日军哨兵敬礼，方可通行。在法租界内居住的人，只能用这种方法，往返于法租界与特三区之间。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办法，白俄人只能收取领路费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法租界遭封锁
日军在汉口街头张贴的《布告》
日军虽然没有进占汉口法租界，但以租界内藏有“反日分子”为借口，对法租界实行了封锁。法租界的木栅外，布满了日军营帐和哨兵，法租界江边，也有日舰往来游弋，禁止一切船只停泊运货上岸。租界内的日用品，尤其是饮水成了严重问题。后来，经过法租界巡捕房与江边日舰交涉，日军才允许安南兵（越南兵）至江边挑水。每担收费一元，安南兵挑水后，再卖给法租界内的居民，每担收费法币一元六角。因为挑水人少，喝水人多，人们只能拿水瓶买水。水源成了问题后，法租界内的卫生条件也受到了影响，所有积粪都在水沟中堆积，无法排出租界。街上臭气熏天，在屋檐下藏身的许多难民，首当其冲，闻臭度日，死亡人数日见增加，尸体都被法租界巡捕用芦席裹着抛到木栅外面，日军发现后再派人抬往江边“水葬”。因为租界外的棺材不能运进来，所以无论贫富，都只有这个办法。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16日 总第3080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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