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以精神病患者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囚》，让那些病灶各异的精神病患者，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说出了隐晦而私密的往事。
长春六院，精神病患者看向窗外。展映组织方供图
文｜实习生 王双兴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编辑｜苏晓明
本文全文共3216字，阅读全文约需6.5分钟
►窗边的中年人以一副置身事外的语气说：“砍了三十多刀。幻听，外面进来两个人，说我不杀了她，他俩就杀了我。”于是他砍了自己的媳妇。
睡不着的少年起身又躺下，用力地闭眼、打哈欠，对普通人而言最简单的“睡觉”，换成他，反倒像在安慰守在一旁的母亲。
背对镜头的男子伸手去开被牢牢锁住的窗，一扇打不开就去打第二扇，从左到右，四扇窗逐一尝试个遍，窗户纹丝不动。
这些举止不寻常的人是长春六院（长春市心理医院）的患者，也是导演马莉镜头下的主角。
3月18日，这部以精神病患者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囚》，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小展厅里点映，年轻的观影群体给出了笑声、掌声、啜泣声以及大段的沉默。
一个多月前，片子在柏林电影节首次“登台亮相”，面前是不同肤色、不同国别的观众，身后是“入围第67届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的殊荣。
作为柏林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单元侧重选择那些来自不同视角、独立于电影体制传统、对当前社会保持敏锐观察且具备艺术创新的片子。
马莉把镜头对准了精神病患者，用近乎黑白的低饱和色彩，呈现他们不被理解又无法挣脱，难以回到正常生活的困境。
“被‘囚’住的人”
裸露红砖和水泥的墙壁的展厅里，很多人用几个小时的车程赶来，来看这部比乘车时间还长的纪录片。
一百人左右的放映厅内，人已经坐到了两侧的石阶上，有人被挤到了门口。
灯光暗下，荧幕上一段俯拍的监控录像出现，一个病人在病房中反复踱步。平稳无声的画面，只有左下角的时间码快速变动，硬生生地把“时间”的概念抛了出来。画面突然消失，嘈杂声乍起，观众被“抓”进了长春六院（长春市心理医院）的重症封闭区。
在这里，有人狂躁地哭泣、叫喊、搬床；有人则僵硬地躺在病床上，目光如炬。几种极端的情状在狭小的空间同时出现，重复上演，精神病患者的困顿与挣扎，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单人作战。
导演马莉。
这场“战争”以纪录片的形式持续了287分钟，落幕之前，患病的大学生渐渐有了笑的能力。他非常“清醒”地与病友争锋——
“啥是吃饭？我想不起来啊。”
“做好饭就吃呗。”
“啥是吃？我想不起来。”
“张嘴吃呗。”
“你叫我张嘴我能张嘴，那吃咋办？你叫我往里塞我能做到，那是咽还是吃我也不知道啊……”
他陷入一个自我设置的命题里，通向“正常”的牢笼打不破，去往“清醒”的问题想不通，像个被“囚”住的人，无法突破自己的困境。
这正是马莉想要呈现的精神病患者现状，黑白的色调在影片里徐徐展开，在点映现场，她说，“这更接近我心理上的真实（色彩）”。
这位197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女导演，在2010年创作了《无镜》，在2011年完成了《京生》，之后的5年，又到精神病医院进行长期拍摄，有了第三部作品：《囚》。
倾听与信任
马莉对人性和困境有特别的兴趣，“我总是觉得人很脆弱，但也很坚韧，在困顿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闪亮的东西。”在拍摄这三部曲之前，她拍了大概几十部人物传记。
和以前一样，马莉一个人完成了《囚》的导演、拍摄和后期处理。最终在长达15000分钟的素材中，选择了287分钟呈现到了荧幕上。
拍摄过程中，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马莉待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她对媒体说，不希望自己开始的是“一场掠夺性的拍摄”。
真实呈现是马莉的拍摄初衷，她选择了以寻常的心态进入，“带不出新片也没关系”。
那三个月里，她住在医院，和他们共同生活，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来相处，并不停地阐述自己进入病区的用意，“也希望他们明白，他们有拒绝拍摄的权利”。
前期花下的功夫最终通过影片中的诸多细节展现出来。那些病灶各异的精神病患者，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不在意机器的存在，他们暴戾和抓狂，自言自语，会纠缠于自己提出的“重大命题”，也会哽咽、说出些隐晦而私密的往事。
长春六院，护士坐在走廊里值班。
倍感医院压抑的男人歪着脑袋问：“你说马莉我是不是得跑？”
永远忧心忡忡的创业者对着镜头说：“昨天我生日，蛋糕忘了给你留了。”
不承认往可乐里兑药的吸毒者信誓旦旦地告诉护士：“你问马莉，她看到了。”
但马莉始终站在镜头之外，无所回应。“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内心，让他们自己来传达这种感觉。”所以她选择和观众站在一起，只负责倾听。
这种毫无打扰的倾听，去除了同情和凄迷，让患者自己走到舞台正中，沉默者自然开口， 到达了“导演被拍摄主体信任，片子值得被观众信任”的效果。
“根本不是精神病，这是死亡的真实体验”
很少有什么病症是凭空而来，精神病也一样。
马莉的纪录片，让观众关注到了精神病患者内心挣扎之外的外在困境。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经历过父母离异，经历过抢劫犯罪，在少管所里被灌了铁砂的管子削（打），精神崩溃，患上了抑郁症。
他说，“根本不是精神病，我这是死亡的一种真实体验。”
突然而来的哽咽，他用读诗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你们不了解单亲家庭的孩子，没人理解他，没人开导他，如果有人带带，都是好样儿的，都是孝子贤孙。”
“小伙子你为何这样忧愁，为何低下了你的头……”病友的歌声响起，很少可以洞悉拍摄者情绪的纪录片，被这个小小的蒙太奇，透露出导演的悲悯。
除此之外，创业后的躁狂者，离婚后崩溃者，吸毒失控者，酗酒犯罪者……特征十足的时代，变动的社会，复杂的人性，借助精神病患者铺陈开来。
他们从那样的环境中来，接受治疗、疏导，是否还将回到那样的环境中去？
马莉的纪录片没有给出答案。
一位躁狂症患者站在窗前。
2013年，是《囚》的拍摄后期。那一年的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展映结束后的互动环节，这项规定被观众拎出来探讨。如果不是拍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马莉或许永远不会接触这样的一部法令。
但拍出了《囚》的她，对原本和工作生活毫不相干的事物有了自己的理解：实际上这个法案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病人可以提出出院，但却做不到出院后正常生活。来自个人、家庭、社会的各方压力，都可能让他们倍感艰难。
“有时候可能你的一个异样的眼神，都让他无比难受。”在点映现场，马莉顿了顿，“我希望你们能够因为这个片子，对他们有些不同。”
“无人能解的困境”
不止一位观众说，《囚》的观影体验是复杂的。
东北人的语言天赋，常常让人忍俊不禁。长春六院里的病患，一本正经爆出的金句惹来笑声，有时说出一句正常人想说但没胆儿说的话引起掌声，转而又被无处不在的压抑带来漫长的沉默，抽纸巾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有人看完片子写短评，提到观影的某个瞬间，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神经病了。
一位患者在病房里读书：《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
片子里，一个爱写诗的老人提到他当国民党特务的父亲，老爹被枪毙，他的童年都是“抬不起头”的经历。几十年后，曾经的“狗崽子”蹲在精神病院的角落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着镜头说话。
没人看得懂他前后矛盾的逻辑：一边感慨自己的人生太平常，又紧跟着说了句“活的还挺幸福”；总结自己的一生是混吃等死，又补充一句“人之常情”；“男朋友我都没有，别说女的了”，接下来的却是“生活得还挺愉快”。窗外明月高悬，临回房间，老人嘟囔了一句“同难者相悯”，所以没人可以理解他。
起身，临走，他回过头对马莉说：“你陪我唠这么多嗑，谢谢您。”
他们自言自语，无视身边发生的一切，常常像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人，但却无法真的与这个世界上不发生关联。
当精神病患者出现在恶性事件的新闻里时，这个群体才会搅动舆论场。
马莉说，“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特别地复杂”，与影迷互动时，她的声音始终波澜不惊，但把“特别”二字读得很重。
拍摄《囚》的经历，让她在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困境、救助困境和社会融入困境之外，探知到了他们自身固若金汤的困境——找不到出路解救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囚禁在一个无人能解的困境中。
“我们遭遇了困境，还可以想尽办法、做出选择，但是他们太无奈了。”马莉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疾病，谁也改变不了，药物只能让他短暂地恢复到清醒的状态，停药很快就会陷入异常当中。这是无法挣脱的，没有比这更让人悲哀的。”
有一位患者卧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他说，这是本好书。
片子里，一个留平头的男子不住猜测，“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我看报纸登的，小布什在月球卖土地，咱们是不是被撵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