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两国及两地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中俄两河流域的合作已经初见雏形，形成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投资领域还存在着投资饥渴与投资恐惧的矛盾，这限制了两地经贸合作水平的深入提升。而长江中上游六省市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之间距离遥远，将近万公里，这成了两地合作的直接障碍。虽然现在铁路和航空等联通方式都已经实现了直线沟通，但是时间成本、距离成本和价格成本将是不考虑的因素，成了两地远距离合作的附加阻碍因素。
(一)区位非毗邻导致交流成本加大
“长江—伏尔加河”合作模式与“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模式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非毗邻的地理区位。东北与远东地区利用毗邻的地理区位优势实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开发战略的有力对接，不仅在经贸方面构建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边境经济发展机制，同时在人文、交通等领域也实现了相互融合、共赢发展。
(二)在投资领域存在投资饥渴与投资恐惧的矛盾
投资饥渴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虽然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在俄罗斯境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地区，但是俄罗斯总体经济发展下行趋势明显，尤其是在2013年年底的乌克兰事件之后，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围堵更使得俄罗斯的经济雪上加霜。
最近国际原油价格下调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进一步冲击了俄罗斯原本脆弱的经济。俄罗斯宏观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数据显示，如果6月份结束隔离，俄罗斯最高失业率将达到5.3%～5.6%(到2019年年底为4.6%)。为了恢复经济，米舒斯京政府向普京总统提交了俄罗斯经济的复苏计划，预计投入5万亿卢布，克服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将俄经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种不利的整体经济形势对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发展影响很大，因此该地区急需域外投资刺激低迷的经济发展状态。
第二，在政治方面，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内各个联邦主体之间关系复杂，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这样比较大的主体中，一些政治精英野心比较大，“试图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强力控制其所属的资源”，限制了外来资本的进入。
第三，该地区一些农村和老旧的城市居住、交通以及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生活在中下层的民众改善生活的愿望迫切。投资恐惧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因为两地现有合作项目推进不力，截止到2019年“签署的项目多，落实的项目少，落地项目仅占5%～10%”，这为下一步新项目的开发和原有项目的推进都产生了影响;二是俄罗斯投资环境不佳，这是俄罗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短板所在，虽然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在着力改善，但是中方企业家对此仍有担心;三是由于距离遥远，中方企业家对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不了解，对于当地的市场情况缺乏实地调研，这对于一些谨慎的企业家来说直接投资就是等同于冒险;四是两地区之间的合作呈现出“政府热、企业温度不高”的状态，中方企业缺乏可借鉴、可参考的成功范例，因此投资热情也不高;五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部分民众民族区域意识强烈，有民族排他性意识存在，对于一些外来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有强烈的排斥意识。因此，一些合作项目不能得到当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当地在夏天避暑的人反对在特伦古尔地区建造新的水泥厂。在楚瓦什共和国的莫尔高希区，抗议情绪使得在当地准备实施农业项目的中国投资者购买(或者租用)土地十分困难。
(三)缺乏合作传统，交流基础相对较差
“长江—伏尔加河”区域合作性质是“非毗邻的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中俄两国间跨境合作的一种新尝试，并未完全成型。因此，有三方面的短板存在:一是缺乏可借鉴的、成熟的模式，两地合作完全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不确定性”和“尝试性”一直存在于两地对接合作的进程中。
二是交流基础相对不够夯实。2012年开始酝酿两地合作至今也才仅仅8年时间，两地之间的交流也仅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对接式合作，处于由务虚向务实的转换阶段，还没有形成东北与远东之间那种长久的、历史的合作基础和合作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地之间交流程度的深入。
三是“民众互信”尚未形成。虽然经过高校联盟、青年论坛、智库连接以及文化展览等方式已经逐步加深了两地人文领域的了解，但是，这些仅限于两地高层次人员之间的对接，对于一些普通民众来说还没有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合作的“民众互信”认知，即上层交流“较热”、下层交流“跌足”现象明显，阻碍了两地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四)缺乏专项的协调合作机制
“长江—伏尔加河”区域合作缺乏具体的合作协调意见和规划，在国际社会形势变化多样、双边关系纷繁复杂的背景下这种缺乏具体协调意见、“没有规矩”的合作未免使得两地之间的合作显得“顾虑甚多”。马里埃尔共和国负责人就表示:“当前签订的协议框架是好的，但是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关系和合作合同，确定特定的权利和义务。”
(五)仍有市场
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俄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地方层次的经贸合作更是异军突起，不断得以深化。然而，这种持续向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触动了一些俄罗斯精英层和受外国势力挑唆者的紧张神经，这些人开始大肆宣传。在诸多负面论述中，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原材料附庸论、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生态威胁论相对较为突出。
甚至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俄罗斯的一些精英层也是怀疑不断，有“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俄罗斯的“中亚地位”和“一带一路”倡议将阻碍俄罗斯欧亚一体化战略的实施等负面声音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长江—伏尔加河”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制造了障碍，限制了中俄区域合作的进程。
二、加深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区合作的建议
(一)发挥交通优势，实现两河的“牵手发展”
一是与中欧班列实现线路对接。借助渝新欧(重庆—杜伊斯堡)、合新欧(合肥—汉堡)、汉新欧(武汉—捷克梅林克帕尔杜比采)、蓉欧(成都—波兰罗兹市)等铁路联运体系切实实现线路的对接和联通。二是夯实自身交通运输基础。尤其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各个主体之间应该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一方面实现14个主体之间连接顺畅，另一方面实现与其他联邦区之间的交通畅通，进而逐步扩大市场范围和市场承载力。三是扩展交通运输范围。尝试通过长江出海北上，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航线，发挥出海陆联运的整体优势。
(二)加强认知，走出投资困境
一是发挥舆论宣传和引导作用。两地的宣传路径应该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宣传合作的优势和潜力。尤其是伏尔加河沿岸各个主体之间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认识到国际合作的优势和对于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作用，逐步解决民众的“排外性”。二是组织政治精英和智库专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沟通和交流，达成统一的发展共识，彻底消除“中国掠夺论”的声音，同时研究两地深入合作的有效形式。三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加大改善营商环境的力度，杜绝一些“竭泽而渔”的招商理念和招商方式。加强地方当局以及联邦政府各服务部门的协调，畅通境外投资渠道、简化投资手续，实现境外投资便利化。四是长江中上游六省市政府做好企业出境投资跟踪式服务，确保企业出得去、回得来、挣得到钱。
(三)构建大城市对接机制，发挥辐射作用
依托下诺夫哥罗德、喀山、乌里扬诺夫斯克、切博克萨雷以及合肥、南昌、武汉、长沙、重庆等大城市，构建对接发展机制。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通过高层互访、企业调研等方式加大熟识程度，建设良好的合作基础。二是丰富合作内容。在现有的人文领域交流基础上，开展选美、选强、选优等比赛或者竞赛性质的合作形式，增进彼此的合作感情。三是发挥主要城市的辐射作用。构建城市集群集体对接机制，以发展水平高、程度深、对接经验成熟的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小城市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进而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实现国际对接式发展。
(四)建立统一的协调沟通机制
一是在参考东北与远东合作机制和规划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两地之间详细的合作规划和专项合作意见，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两地合作的主要方向、内容、责任和义务，确保合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二是在汽车、木材、食品以及铁路产业等已经初见雏形的合作领域研究制定专门的项目推进政策，实施“一事一议”原则，政府出面为企业保驾护航，确保引资环境、消除投资疑虑。三是在已有的中俄总理以及中俄地方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多方面的、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平台。
第一，建立长江6省市与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14个主体负责人之间的沟通机制，研究项目对接、推进合作进程;第二，建立长江6省市之间的定期交流平台，整合6省市的资源、统一对外路径、优化区域整体对外贸易结构;第三，建立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14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体系，挖掘联邦区的整体合作潜力，推进与中国长江6省市的合作进程，进而逐步提升两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水平。
结语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延伸、国际交通体系的逐步完善，距离已经不能阻断两河地区之间的“牵手发展”。两地之间可以在国家政策对接以及现有交通体系的基础上，享受最大政策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