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长征虽然胜利了，但是兵力也损失了五分之四，损失不可谓不大。
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并非山重水复，无路可走，还是有一次难得机遇的。
如果把握住了，历史将会改写；那次机遇，就是“福建事变”。
简言之，就是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红军没有坚定与其合作，失去了一次天赐良机。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应当为此负责？
一直以来，人们把棒子打向当时博古，其实有失偏颇，博古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始作俑者另有其人。
他是谁呢？请看下文。
（一）红军在多事之秋中迎来寒冬
1933年秋天，9月25日，蒋军调动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向苏区发动了疯狂的第五次“围剿”。
这是老蒋最狠毒的一招，他并非四路同时狂攻，那样反而会让红军冲出包围圈。
他采取的措施可以概括为：“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北路猛攻，南路堵死，东西慢推，狂修堡垒”。
换言之就是北面主动进攻，南路按兵不动堵住红军退路；东西两个方向的军队稳扎稳打，一边推进，一边占据各大据点和通道，疯狂修堡垒，配合北路军夹击红军。
打个比方说，老蒋就好比拿着一个大碗，想将红军死死扣在里面。
红军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趁着老蒋的“大碗”没有扣下的时候，不惜代价向北打，杀出一条血路，粉碎敌人的阴谋；周公、朱德就是这个态度（主席当时失去指挥权）。
而博古和项英则主张跟敌人死磕，“御敌于国门之外”。
具体的战术是，一路跟北面的敌人打阵地战；一路由彭德怀指挥，向东主动入福建跟19路军作战。
结果北大门黎川没有守住，博古手忙脚乱，只好将彭德怀调回来去夺黎川。
总之，红军战术失当，开局不利，在10月份打了一个月的败仗。
战局正在按照老蒋的设想进行，红军处境越来越危险。
如果说十月是红军的多事之秋，那么即将到来的，就是红军的寒冬。
就在这时候，“福建事变”爆发，19路军跟老蒋翻脸了。
19路军是忠于老蒋的，为什么会翻脸？
（二）一二八抗战，福建事变的导火索
客观地说，19路军跟东北军一样，并非一开始就反蒋，而是在围剿红军失利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做出的选择。
蔡廷锴
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作为叶挺的部下，曾经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后来转向蒋军，围剿过琼崖红军，中原大战为老蒋冲锋陷阵，这才取得其信任，在中原大战之后成为新组建的19路军军长。
第二、三次围剿，19路军打红军非常卖力。
蔡廷锴跟老蒋分道扬镳，起因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上海，老蒋却采取韬光养晦的不抵抗政策，一腔热血的19路军将士违令同日军展开了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最终，19路军寡不敌众，在34天后撤出上海。
之后19路军被老蒋寄予厚望，派往福建围剿红军。
然而，跟日军作战奋不顾身的将士，在跟红军作战中士气低落，屡战屡败。
在血的教训面前，蔡廷锴明白，国难当头，打红军不得人心，继续听命老蒋是死路一条，因此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产生了跟老蒋分道扬镳的念头。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等爱国人士在福建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呼吁各方联合，推翻老蒋的独裁统治。
这就是福建事变的起因。
当然，福建事变的主导是李济深。
李济深
李济深是坚定的反蒋人士，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站在李宗仁一边，在一二八抗战中指责老蒋不抗日，因此惹恼老蒋，被永远开除。
但是李济深只是福建事变的第二推手，第一推手应该是陈铭枢。
陈铭枢是19路军创始人，蒋桂战争时就紧跟老蒋，中原大战也站在老蒋一边，两人产生分歧也源于一·二八淞沪抗战。
面对日军入侵，身为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给蔡廷锴下达了反击日军的命令。
因此被老蒋免去职务，到了法国。
当时的陈铭枢才四十出头，不甘心被边缘化，而且他具有正义感，对老蒋的假抗日、真独裁、打内战行为深恶痛绝，这才回国策划了“福建事变”。
无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发动兵变，对红军来说都是一大利好，这将大大减轻红军面临的压力。
而且处理得当，将完全改变红军处境，让我军发展壮大。
可是，红军事实上却仅仅停留在口头支持，没有付诸行动，导致19路军被打压，老蒋很快腾出手来对付红军，以至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那么，福建事变中，红军的具体方针是什么？谁负责制定的？
（三）主席、朱德主张和19路军“结盟”
福建事变发生后，主席、朱德、周公等人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抓住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和19路军合作。
在福建事变之前，主席等人就是这样的主张，因此才促成了福建事变发生。
1933年7到8月间，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在闽西大败19路军，吃掉了其三个团。
九月间，彭德怀又在闽北击败19路军主力，使19路军遭到参加内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在血的教训面前，19路军领导人警醒了，他们明白再跟红军打下去，全部家当就没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是死路一条，与其那样还不如联合红军，反蒋抗日。
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委托陈公培为全权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密码本去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
陈公培
陈公培是我党早期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党，但依旧同情支持革命。
陈公培秘密会见彭德怀和滕代远，表明19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
10月间，19路军及福建省政府全权代表、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达瑞金，受到主席和项英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公的亲切接见。
红军决定由周公主持谈判工作，并派苏区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直接谈判。
徐名鸿
在项英、周公和主席、朱德等人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秘密签订了协定。
协定的核心内容是，双方联手对付老蒋。
具体细则是：
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
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加强经济合作；
福建方面立即释放在押犯人，福建境内革命组织合法化。
可以说，协定的签订让蔡廷锴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了红军这个坚强后盾，他们就敢于放手干，跟老蒋摊牌。
（四）博古赞成与19路军合作
尽管协定是毛、朱、周等人促成的，但是这跟博古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或者说谈判和签订协议，没有博古的首肯是不行的。
彭德怀
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主席就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春，主席又被边缘化。
福建事变期间，主席的职务是苏维埃中执委主席，但这个中执委下面还有一个行政机关，才是具体管全国政务的机关。所以，执委主席一个是虚职。
事实上，博古对与19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博古提出谈判的具体内容：“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犯人、发表“反日及反蒋”宣言等。
由此可见，我方对实现停战的要求跟主席的想法是一致的。
博古甚至提出，不给谈判设置前提，只要能达到停战目的就是胜利，其他方面尽力争取，谈到哪算哪。
在得知19路军接受了我方停止进攻苏区、释放革命人士、取消经济封锁、双方划定疆界，并为条约保密等意见后，领导层很振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19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军）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19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可与19路军做军事之合作”。
这个态度至关重要，那就是红军跟19路军形成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同进退、共荣辱。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总兵力大约10万人，19路军兵变之后，也扩张到了8个师，人数也在10万上下。
加上蔡廷锴等人有经济后盾，又有海路之便，扩军水到渠成，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红军说到做到，老蒋肯定会非常被动，打压福建事变就会假以时日，不能速战速决。
一旦这样，桂系、川系、冯玉祥、阎锡山就可能联合反蒋，老蒋倒台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红军为何没有主动出击？这表面上看，是博古态度决定，其实跟莫斯科也不无关系。
红军队伍
（五）莫斯科：蔡廷锴靠不住！
其实，在跟彭德怀联系之前，即1933年6月，蔡廷锴就让人跟我方联系过，但是被莫斯科泼了冷水。
1933年1月，我方公布《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表示可以“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侵略”。
19路军不想打红军，这一来正合蔡廷锴等人的意思，他们先后派出了梅龚彬等人几次赴上海，试图与我方取得联系。
然而，莫斯科觉得19路军不靠谱，他们在给莫斯科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明确指示“不可以同第19路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蒋军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提醒说，贸然谈判的话，会误入对方的“陷阱。”
莫斯科的态度非常关键，直接影响了我方对19路军的态度。
当时上海的负责人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对我方和19路军谈判设了前提，即让他们必须先公开反蒋，然后才能谈。
这时候的蔡廷锴，还不想跟老蒋公开决裂，只是想保存实力。
这一来，让对方觉得我方没有诚意，因此双方的谈判没有得到发展。
莫斯科来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曾经参加南昌起义，已经背叛过革命；现在倒蒋是权宜之计，“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
换言之，就是将其打得心服口服，然后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
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显然会增加红军的伤亡，不如刚开始就进行实质性接触，凡事要循序渐进，即使他不公开反蒋，在进攻红军的时候枪口向上磨洋工，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没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干的吗？
博古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内容，以及19路军面临的处境，莫斯科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
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的地位。”
概括地说，上面的意思是不与19路军同生死共进退，而是不积极参与，坐看风云变化。
这对于给我方对19路军的政策定出了基调，那就是道义支持，不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在老蒋进攻19路军时，红军不应该卷入。
（六）博古：冷处理
既然莫斯科对待19路军是这样的方针，一向严格执行上级方针的博古的态度就不难推测了。
1933年10月上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的时候，博古没有了原来的热情，态度出现微妙的变化，甚至说自己没时间，没有接见19路军代表。
事实上，徐名鸿仅会见了主席和朱德等领导人，始终没有见到当时的当家人博古。
如此重大事宜，博古没有出面，足见其立场动摇了。
这就预示着，协定中的许多条款，无法付诸实施。
（七）兵变失败，错失良机
老蒋勃然大怒，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逆”，一下子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走了11个师，杀气腾腾讨伐19路军。
如此一来，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顿时减轻，红军处境发生根本改变。
这时候，主席、周公、彭德怀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变化，都主张在军事上联合19路军打破“围剿”，同时也减轻福建方面压力的正确主张。
可惜，博古听了却连连摇头，他患得患失，害怕丢失好不容易取得的根据地，不敢主动出击，杀向敌人后方，而是继续被动地在内线作战。
说来说去，还是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组成统一战线的兴趣，在军事上没有给19路军任何有力的支援，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结果，蔡廷锴孤军作战，陷入被动，1月21日，以泉州、漳州失守为标志，成立仅两个月的闽变昙花一现，成为历史。
蒋军立即挥师“围剿”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长征。
此时，红军如果乘机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老蒋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就会被彻底打乱，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可是，没有如果。
所幸的是，几年后，西安事变发生，又一次机遇到来的时候，主席紧紧抓住了，改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