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知道北京天安门城楼，也都见到过，但是有关这座北京标志性建筑的某些历史，却并不甚了解。比如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它曾经过好些次维修，以及大规模的重建，比如在建国初期，就曾历经大的维修和重建，尤其是六十年代的那次重建，等于是推倒重新建造了一次，就天安门城楼的历史来说，意义重大。
北京天安门城楼最早建于1417年，即明永乐十五年。
二百多年后，到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因为岁月悠久，便对该城楼进行了重修。
接着，历史一走又是三百多年，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60年代初期的时候，技术人员在对天安门城楼检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那就是在大厅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一根高达12米高的巨柱，竟然空了近10米。
如此险情，可是非同小可。
检修人员赶紧对这一情况进行了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接报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前去检查核实，结果情况属实。那么这样一来，天安门城楼就成了“危楼”了。
怎么办？当然是重建了。
于是，在1965年，天安门城楼重建的筹备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可是，重建工作尚未启动，在第二年历史又走到了另一个节点，各种“破四旧”的浪潮风起云涌，被视为封建产物的天安门城楼因其历史敏感性，其重建工作自然也被迫搁置。
不过好在这个搁置并未太久，因为在1966年4月邢台发生地震，此次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尤其是天安门城楼的有问题建筑进一步“恶化”，
导致整体建筑结构开始变形，大有随时会倾倒之情势。
事情至此，已是刻不容缓。
为了确保安全，天安门城楼必须要动“大手术”。
可是天安门城楼非同一般的建筑，重建可是具有轰动性的大工程。
最后就报到了毛主席那里，对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作，毛主席做出了最高的宏观性批示：
“重建后的天安门要保持原貌。”
主席的这个指示，等于是给出了一个重建定论。
接着国务院在1969年召开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出决定：
“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结构重建一座天安门。”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项特殊的被誉为是世纪工程的重大工作悄悄开始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因为涉及面比较广，这个领导小组的组成涉猎了好多个机构，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组成。
另因该工程影响较大，所以对保密工作要求非常高，该工程被列为“一号机密”。工程从筹建到具体施工，外界都不知道，别说当时的数百万北京市民不知道，就连当时参与该工程的施工者家属都不知道他们的家人具体在干什么事。
天安门重建工作启动后，先是派出工作人员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实地测绘，然后制作出模型，再通过对原城楼的结构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按照抗震9级的要求进行核算和严格的设计。后经周总理审批确定后，开始进行具体的承建工作。
当时承担天安门重建工作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该公司接到这个重任后，不敢丝毫含糊，以军编形式，挑选近千名精干的技术、工人，将其编为四个连队，分别为瓦、木、油、架子。各队各司其职，严控技术关，不得有任何纰漏。
尽管如此，为了确保这项重大工程的顺利完成，又在天安门的工程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以确保有任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进行快速处理，以防拖延时间和工期。
可是我们都知道，任何工程，只要一动工，都会被人看到，那么保密性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为了确保“一号机密”工程的保密性，当时的北京市第五建抽调能工巧匠，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利用杉篙和苇席搭建出了一个神奇天棚，该天棚宽37米，长66米，犹如一座大房子，正好把天安门城楼给包围了一个严实，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到里面在做什么。
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第一道难题，便是——想重建，必先拆。
可是，因工程特殊性，这个拆的难度很大。
它不像一些普通建筑，直接推倒即可。而是每一件木构件被拆下来后，还要根据原样画下来，再拍照，并且要按顺序进行编号。
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则根据图样画图，然后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的加工。
可以说，每一步都非常严谨，容不得一点差错。
尽管如此，在拆除的过程中，依然是惊险不断。
比如在拆除西山墙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场景：一名工人用镐在挖的时候，忽然发出金属声音，工人忙停下镐挖，用手一挖，拿出来一看，竟是一枚带壳的炮弹，炮弹外部完整，没有任何损破。
工人吓了一跳，立即上报，接着公安、指挥部、以及相关专家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对炮弹经过鉴定后，原来那是一枚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时候所使用的炮弹。
如果是一枚还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天安门城楼在整个拆除的过程中，一共竟发现了7枚规格完全一样的炮弹：直径均为9.5厘米、高都为45厘米。
对此，大家都甚为疑惑，这些炮弹为什么会在这里？
但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该事件不便散播，最后就连炮弹存于何处，就连当时参与施工的相关人员也不知道，“炮弹事件”也就成了一个谜。
在拆除过程，还有一个细节比较重要，那就是拆除天安门城楼的脊瓦。
该工作是由木工连木工组负责的，该木工组的组长叫姚来泉。
到了拆除脊瓦的时候，指挥部领导专门把姚来泉叫来，让他找到中央脊瓦。
接到这个重任后，姚来泉不敢含糊，立即带了两名工人助手来到城楼顶上，让两名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仔细数脊瓦的数目，当数到第43块的时候，姚来泉来到中间位置，看到脚下那里刚好是5块瓦，这应该就是中央脊瓦。于是，立即上报指挥部。
指挥部领导和专家、技术人员来到城楼顶核实后，让姚来泉撬开中央脊瓦。
姚来泉用撬棍把中央脊瓦撬开后，看到了一个雕刻着双龙戏珠的旧木盒子。指挥部领导让姚来泉看盒子里有什么，姚来泉便伸手到木盒子里摸。
半晌，姚来泉摸出一块东西，他说是一个铜疙瘩。
指挥部的专家看了后，说：“这不是铜疙瘩，而是金元宝，再摸。”
姚来泉就伸手下去继续摸，这次他拿出了一块石头。
专家看了后说：“这可不是普通石头，而是一块红宝石。”
接着，姚来泉又摸，摸到的是红铅笔头般的东西，不过手指一捻便成了朱红粉末。
总之，天安门城楼拆除过程中，有难题，也有趣事，不过工程进度一点也没耽误，前后仅用了7天就全部完成了拆除工作。
但是在重建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细节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细节，若非周恩来总理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可能很多东西都会发生改变。
比如在重建的时候，当时主管领导人谢富治要求把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认为这样结实耐用，但是指挥部的技术人员认为应该按照原来的样子比较合适，可是谢富治是主管的直接领导，又不能直接拒绝，一时之间十分为难。
这时候，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一锤定音给出指示：
“照原来的木斗塔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这让重建的工作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工作继续开展。
可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城楼大殿的正脊两端的大吻，原先用的是龙。可是在重建的时候，有人认为龙是四旧，是封建产物，认为应该更换掉，换成葵花向阳。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让技术人员左右为难。
在此关键时刻，又是周恩来总理出面站在技术人员一边坚持，说：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
就这样，总算再次保住了原貌。
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难题，比如天安门城楼的柱子一共有60多根，这些柱子每一根都非常粗大，比如最粗的那根柱子直径都达1.2米。要把这些粗大的柱子进行嵌装，困难极大，加上当时的条件比较差，最大的吊车吊臂也只有25米，但是工人依然克服了困难，解决了这些问题。
再比如木工工序完毕后，油漆彩绘的工作难度也极大，除了是细致活外，工艺的技术挑战性也极高。
总之，该次天安门城楼的重建，除了建筑建构全部复原，还额外增加了电梯、供电照明、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的诸多设施。
重建完工后，验收工作也比一般建筑要严格得多，大部分地方都要经过探雷器测试。按说工作如此严谨，本不该出错的，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斗拱那里，探雷器忽然鸣叫，全场验收人员都惊呆了。
怎么办？验收指挥员一声令下：拆开，检查。
就这样，焕然一新的斗拱被打开，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只扁铲。
这只扁铲怎么会出现在里面呢？如果搁在平常，可能是要调查，追究责任的，可是因为处在特殊历史阶段，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公开。
最后的一道工作挂国徽，国徽挂好，代表天安门城楼的彻底竣工。
天安门城楼重建工作，从1969年12月15日开工，至1970年4月7日竣工，前后一共历时112天，总造价525万元。
不过重新站起来的天安门城楼，相比之前的旧城楼，长高了87厘米。当然，这个长高并非是增高，而是因为旧城楼在漫长岁月里因为地基下沉等各种因素，城楼下沉了许多。而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只是恢复到了初建的高度。
这就是建国后“一号机密”工程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