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这也为做好档案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加强档案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科研成果学术研究，探究档案理论的前瞻性、创新性，加大档案理论宣传的力度，从即日起，本版开设《探究》栏目，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档案学术理论交流的平台。敬请关注。
近年来，随着档案记忆观的兴起，档案工作者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集体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动主体。笔者认为，在认识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进一步认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天然相连，集体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力量源泉；档案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形态，可以促进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当代人的重要心理需求
“身份认同”是人的一种本性，作为社会的一员，人很自然地关心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就需要身份认同。因为人们需要有所依托，有所归属；需要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在“超稳定”的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身份认同明确而固定。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急剧变化，人们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流变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许多弱势人群、边缘人群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例如，从农村进入城市的2亿多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尴尬。尤其是在后现代社会，寻求身份认同成为当代人的重要心理需求。
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确认个体或集体在社会上的身份感、地位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为确定“身份”以及追寻具有归属意义的“认同”。一方面，身份认同被视为“真实”，是个体和社区所固有的；另一方面，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处于政治或是历史原因的社会文化建构。从整体上来说，后者的界定更加普遍，且这种建构性集中体现在集体记忆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作用上。
集体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力量之源
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天然相连。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越来越紧密地镶嵌在集体存在与活动之中，而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往往是由群体成员共同经验的累积，里面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情感和信仰，其结果就是最终形成一种固定且鲜明的文化标识以区别于其他群体，这个标识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身份”内化于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内部，成为认同的基础性前提。
集体记忆所提供的事实、情感构成了其群体认同的基础，以材料为基础的集体记忆是一种作为群体认知表征的集体记忆，是由群体来生产、守护的，并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传递的关于群体的过去。
身份认同离不开集体记忆的支持，人们在对身份认同追寻过程中往往会从集体记忆中汲取养分，以期从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当他们失去目标时，过去给予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时，过去给予他们归属；当他们感到绝望时，过去给予他们力量”。
档案通过建构集体记忆促进身份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从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进行了考察。她认为，从纵深度看，档案是贯通古今的历史长卷，可以为身份认同的历史主义分析提供追踪性、连续性素材；从横断面看，档案是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式图像，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结构分析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素材。在她看来，档案既是身份认同的判据，也是身份认同的结构，它构建了社会存在的逻辑性和合法性，从档案中可以透视当代认同的历史线索和现实凭据。由此，档案进入了集体记忆建构，继而进入身份认同，成为身份认同中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的有力支点。
当然，档案本身并不会直接产生身份认同，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需要通过集体记忆这个中介来实现。档案、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内在关系包括：第一，档案具有记忆属性，是集体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能有效参与集体记忆的构建、重构、强化。第二，集体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力量源泉，它使“身份”具有意义并且可以让公众从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第三，档案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通过构建、重建、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其认同价值。集体记忆是联结档案记录和身份认同的纽带，它使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成为可能，同时又为公众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第四，档案作为原始记录，经过固化沉淀，以合规方式保存下来，可以为人们寻求身份和获得认同提供合法性凭证，深化和凝固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提升又实现了档案新的社会价值。第五，档案不是为了公众实现身份认同而生的，但是其身份认同价值却是档案的凭证属性和记忆属性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确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之后，如何使档案在公民的身份认同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呢？冯惠玲教授认为，借助档案资源来帮助公众形成多元认同是档案工作参与社会建构、扮演“要素角色”的积极姿态，档案触发公众心理感受和增进自我认同的过程可以带来档案职业价值的增益。对此，她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档案的范围和结构直接关系到公民身份认同的权利，档案的缺失可能造成身份认同的合法性缺失，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可以支持公民身份认同的档案体系。第二，和档案馆收藏一样重要的是档案的来源，这是确保档案证据价值和知识价值的基础，是人们信任档案、信任档案所证实的身份的基础。第三，封闭于库房中的档案并不能帮助公民改善身份认同，反而可能成为历史与现实、推测与真相、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阻隔。支持公民身份认同的档案开放需要政策和工具的双重保障，二者互为条件，互相支持。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注重发挥档案在当代身份认同中的价值的工作实践。在国外，一些社群的成员开始自发地管理和保存本社群档案，建立了社群档案馆，以实际行动来保护他们的集体记忆，寻求社群共同的身份认同。我国也有建立农民工档案馆、流动人员档案数据库的实践探索。此外，家谱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也受到关注。例如，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网站上专门开设了“家谱”的专题检索，以帮助公众“寻找祖先”和“开展家族研究”。类似的还有美国犹太州家族历史图书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档案馆等，这些机构都以帮助公众发现家族历史、获得身份认同为目标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9月25日 总第3123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罗京